（国际观察）伊朗袭击以色列，中东局势会否恶化？

[4]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而且采取当事人主义和集人来定的众审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1997年6月23日法发［1997］15号)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三种。

两者内容相同，只是增加了副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权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1987.10.17)。法律涵量与法官裁量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六、典型案例的内部援引。一、法律涵量的定义、级差结构及其表现 (一)法律涵量的定义? 法律涵量即法律之容量，是指法律规范的内容表现在量上面的界限或程度，这种界限或程度是通过法律规范在描述法律主体的范围、法律行为的性质、法律行为的情节、违法性、危害后果、法律责任、法律评价及处分时，所具有的概括性或具体性的程度体现出来的。

并经公证，且将房屋产权证交给焦玉英。这种高度概括的法律精神或法律原则，常常能够分别派生出一部法典。但是这种间接承认的范式一般具有不稳定性和过渡性的特点。

第一，习惯法规范的保有量不断下降主要是由两个原因所决定的。由此，软法与习惯法的异质性可归结为如下四点。[11]梁治平研究员认为：习惯法乃是这样的地方性规范，它是在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步且劳作过程中逐步形成，它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主要在一套关系网络中被予以实施。因此，当习惯法转化为软法在量和质两方面均达到一定程度时，软法便开始想硬法输送优良的习惯法要素资源，从而构成了习惯法与硬法进行良性互动的形式媒介。

[20]有学者对乡规民约的软法属性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参见何才林：《乡规民约的软法之维》，载罗豪才主编：《软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181-213页。又如，笔者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学由于各民族学子汇集，因此对于民族习惯法也颇为重视，2007年颁行的《中央民族大学学生管理规定》第5条（六）规定：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事实上，这种对于内在构成要素进行优胜劣汰的发展模式就直观体现为习惯法不断接受来自于代表社会主流规范标准的国家法的审查、鉴别、选择和承认并进行反馈的过程。笔者于2010年在北京市延庆县古城镇旧城村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就在当地各农户挂在自家墙上的村规民约中发现第1条即载明了实行一夫一妻。例如，除部分民族（汉族、多数地区的纳西族、部分裕固族等）惯行火葬之外，大多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丧葬习惯法。⑥习惯法不是国家法的对应概念，民间法才与国家法具有严格的理论对应关系。

【作者简介】 郑毅（1983.4-），男，汉族，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法治政府度与地方制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由于习惯法向软法转化的过程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为软法对习惯法规范中的合理要素进行甄别、筛选、承认及吸收的过程，因此，一方面，软法为习惯法中诸要素的合理设定了判断的标准。参见王振东：《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6页。而习惯法则是特定群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认知、提取并共同信仰的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国家制定法中软硬条款兼有的状况也更加模糊了软法与硬法之间的楚河汉界。另一方面，从质上，实然法本身就是特定条件下对于应然法的有限反映，因此应然或实然的归属绝不能简化为非此即彼的判断——二者在内核上原本就存在极大的契合性。

另一方面，从实施结果上说，有的民间法可能在制裁的严厉性上远比国家法的相应制裁要硬得多，[19]这又完全不同于许多情况下软法所体现出的外在表征。二是纠结于软法概念的澄清没有必要，因为概念不可言说本身就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5]即不必定义说。

就软法来说，许多组织内部的软法规范虽然宏观上得到了国家各种形式的认可，但是其部分规定却与硬法存在冲突关系。[37]相应地，其中诸如学校、医院、公共团体等组织颁发了大量的软法性质的内部组织规范，对硬法的真空领域进行了有效的填充。②习惯法是特定法文化的自生产物，是实然的行为规则，不以国家承认与否为转移。前者如我国制定的大量促进法，虽然名义上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障实施，但却由于缺乏法律责任条款而堕入实施易、实现难的怪圈，无论如何也硬不起来。第一，在渊源上，软法同习惯法具有天然的联系。对于规制的对象群体而言，软法是由地位在他们之上的权威机构制定并贯彻实施的，虽然制定过程的民主参与过程可能增强规范本身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但这不能改变软法外部植入型规范的属性。

在学校学习的和尚及佛爷，必须遵守学校纪律，学校对他们不得歧视。一般说来，依强制力由强至弱的顺序，我们大致可将这四个概念排列为硬法、软法、民间法和习惯法。

第二，虽然保有量不断下降，但习惯法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15]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参见袁文峰：《软法在什么时候出现》，载前引2，罗豪才书，第204-207页。

[26]坊间对于国家法向习惯法转化事例的列举并不多见，有的甚至不准确。[13]有学者将习惯法视为国家法的对应概念，值得商榷。

[52]如壮族、回族、苗族、白族实行土葬，藏族实行天葬、水葬、火葬、土葬、塔葬等，鄂伦春族实行风葬或土葬，等等。这主要体现在组织法、民法、婚姻法、继承法、刑法、诉讼法[38]以及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等多方面。最后，软法和习惯法都属于实然法的范畴，其中部分习惯法还可能纳入应然法范畴。[14]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296-308页。

[37]参见翁岳生：《论特别权力关系之新趋势》，载翁岳生：《行政方法与现代法治国家》，台湾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90年6月版，第132-135页。二是软法应当是横跨于硬法和民间法之间的，相当于社会学指称的中间地带或灰色区域。

这说明，国家法虽可以强制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但却无法强制人们从内心对其信任、信服，更遑论信仰。[45]笔者认为，习惯与习惯法的区别要点有二，一是习惯法得到了特定共同体的一致认可——即权威性。

[55]李扬铭：《适应初级阶段，改善执法活》，载《云南法学通讯》1988年。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两对核心概念的区别。

[19]如我国古代长期存在男女通奸则处以浸猪笼之刑的民间法规范，其惩罚强度已经达到能够剥夺行为人的生命权，因此与通常意义上理解的软法无疑具有本质的区别。在理论上，国家法拥有极强的国家主权色彩并依靠国家暴力机器保障实施，在各级各类社会规范中应当具有最佳的实现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6页。最后，在实施机制上，软法主要依赖外在强制作用的后推力，而习惯法则兼具内在自觉的前行力和外在强制的后推力。

当然，对于软法与习惯法的实现机制为何、有何本质的不同等进一步的追问，后文将有较为详细的论证。一方面，一些传统的价值观被不断颠覆、重塑，习惯法规范的内核正在不断瓦解。

首先，从形式而言，软法必定是成文的，而习惯法则可能成文也可能不成文。[17]有学者就曾对这种现象进行过具体的数量统计与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成文化是习惯法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自古以来，习惯法成文化的过程几乎都是由政府官方所主导的，[56]这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大量习惯法规范转化为软法乃至国家法的过程。[34]翟小波：《软法及其概念之证成——以公共治理为背景》，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2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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